我读︱非洲的白色部落：“虚幻”的“假说”与“来源”

liukang20244天前718吃瓜216

斯坦利被忘记的记载

1906年5月10日的伦敦，弥留之际的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躺在病床上，回想着自己的终身。或许他想的是在刚果河流域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开疆拓土，抑或是在坦噶尼喀湖边乌吉吉的那句“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若都不是，那么就有或许是自己在穆特萨国王的领地遇到四个来自甘巴拉嘎拉山（Mount Gambaragara）的白皮肤非洲人的故事。

斯坦利与甘巴拉嘎拉山的奇遇从前许多出现在他的日记、现场快报、新闻稿件、探险记和自传中，甚至在他自己的悼文中这一部分也没有缺席。但是，人们对斯坦利的探险记的重视，大多把要点放在了南部非洲的地舆发现，以及探险进程中所支付的人命价值。因而直到近年，有关斯坦利的列传很少谈到甘巴拉嘎拉山，更不要说他在山下遇到白色部落的故事。理查德·霍尔在1975年出书的《斯坦利传》（Richard Hall,

Stanley: an Adventurer Explored

, Purnell; BC ed ,1974）中对这段奇遇的描绘只不过寥寥数行。而詹姆斯·纽曼在自以为重现斯坦利每一趟探险的来龙去脉的《帝国脚印》（James L. Newman,

Imperial Footprints: Henry Morton Stanley's African Journeys

, Brassey's, 2004）一书中，甚至对这段奇遇只字未提。

不过在斯坦利发现了甘巴拉嘎拉山白人部落后不久，欧美学界却掀起了一股在全国际寻觅白人部落的浪潮。这一时期许多的探险陈述，猎奇小说层出不穷，一向继续到了二战之前。仅仅这股浪潮在现代科学的研讨中逐步被证伪与忘记，逐步并不被现代人所知。但是，这场现已被忘却的寻觅白人部落的运动，却直至今天仍对国际发生了潜在的影响。迈克尔·罗宾森的

《非洲丢失的白色部落：探险家、科学家与一段改动人类命运的假说》

（Michael F. Robinson, The Lost White Tribe：Explorers, Scientists, and the Theory that Changed a Contin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就是对这场运动进行根究的一部著作。该书英文版于2016年于牛津大学出书社出书，而台湾的猫头鹰出书则于2018年5月出书了其繁体中文版别。

迈克尔·罗宾森是美国哈特福德大学前史系教授，研讨范畴为“探险”在科学与文明范畴中的人物。其著作《最冷的大熔炉：北极探险与美国文明》（Michael F. Robinson,

The Coldest Crucible: Arctic Explor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荣获了2008年“美国科学史论坛奖”。为了写作这本《非洲丢失的白色部落》，罗宾森不但在欧美非三大洲各图书馆审阅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各种与探险相关的史料，甚至还寻着斯坦利的探险道路，亲自赶赴甘巴拉嘎拉山下，望着这座赤道上的雪山闪耀的耀眼光辉，领会当年斯坦利心里的深处所想：这白色部落究竟从何而来？

非洲内陆存在着白人部落？

自上古年代以来，欧洲人就开端了与非洲的种种触摸，例如希腊人一向与隔海相望的埃及保持着亲近的交易往来。在经过埃及与希腊进行的欧非交易中，许多如象牙之类产品并不产自地中海滨的埃及，而是经过尼罗河由非洲内陆运向埃及。因而，经过埃及，欧洲人一向对非洲内陆保持着重视。不过这种重视却一向是零零散散，并没有一个对非洲内陆较为完好的知道。所以，在欧洲一向流传着对非洲内陆的种种古怪传说，比方非洲内陆生活着狗脸人，以及在尼罗河源头邻近存在着赤道雪山。

尼罗河源头

当然，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知道也并非都是风闻，例如非洲内陆居住着许多黑人部落，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但跟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知道逐步添加，却也发现了一些超出自己常识的情况出现，比方在非洲内陆其实也生活着白皮肤的非洲人。

关于非洲内陆生活着白皮肤群落的传说由来已久。在托勒密（Ptolemaeus）制作的国际地图中，就把“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放在了非洲内陆，不过他对“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体质特征等方面的详细描绘。而较早对非洲内陆白皮肤群落有翔实描绘的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在《天然史》（

Naturalis Historia

）中从前说到，在非洲内陆往南跳过撒哈拉沙漠后，住着一些“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挖洞而居，体毛稠密，牙齿尖利，没有言语，以尖锐的、相似口哨的声响来交流；有着海蓝色的眼睛，夜间视力也极好，而且从小有着金色或白色的头发。到了查士丁尼年代，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Wars

）一书中也说到在沙漠以南，存在着身体十分白，金色头发的族群。

跟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了解逐步深化，相似的超出自己“常识”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多，使得欧洲人开端对非洲土著的观感发生了改变：非洲内陆的部落是否和自己有着一起的先人？假如是的话，他们是什么时分，以及为什么会到非洲去？在这个进程中，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外观变得如此和自己不相同？假如依照这样解说的话，就需要从头建构一套无法经过直接调查得到的前史，而将目光转向一些有必要靠想象力才干引发的工作与传说。由此，才能够解说了为何一支族群才能够从他们的原居地搬迁到悠远的现居地。

这种主意其实反映了文艺复兴年代前，在基督教文明中探究人类来源的进程中，血缘系谱的重要位置。这一时期的欧洲人，期望将非洲人也归入到人类来源的系谱之中。而对这种血缘系谱的根究，追根溯源，便来到了《圣经》的记载中。

《圣经》中的“含族咒骂（the curse of Ham）”

在《圣经》的记载中，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孙。但后来由于人类无恶不作，天主降下大洪水以消灭人类。不过由于诺亚多行善事，所以天主让诺亚制作方舟流亡。大洪水往后，人类便剩余诺亚一家存活。后来，诺亚的子孙在地球上逐步繁殖，并不断迁徙，因而现在的人类都是诺亚的子孙。

诺亚有三个孩子：闪、含、雅弗。在大洪水往后的，《圣经》的《创世纪》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诺亚喝醉了酒，脱光了衣服躺在帐子里，含看到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躺在帐子里，就出去告知他的两个兄弟。这时分闪和雅弗拿了一件长袍，搭在两人的背上，倒退着走进帐子，把长袍盖在了父亲自上；他们把脸转向外面，没有看到父亲的裸体。诺亚酒醒后，知道了三个孩子所做的工作，便说要含以及含的子孙做两位兄弟及其子孙的奴隶。

尽管《创世纪》中诺亚的这个咒骂是为《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控制迦南的衬托（由于在《创世纪》记载的谱系中，“迦南”是含的孩子），但就后世的神学家而言，其对诺亚的这一咒骂便有了不同的解说。跟着四世纪奴隶交易的鼓起，神学家们便将这一咒骂视为黑人具有黑皮肤以及黑人遭到役使的原因。跟着欧洲人的脚印不断遍及全球，许多超出欧洲人“常识”的族群也不断被发现，因而这一咒骂也开端不断被用来解说落后族群和这些族群被役使的理由，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族群也不断被整合入《圣经》的记载中。

含的咒骂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跟着实证主义的鼓起，这种“含族假说”也开端发生了改变。一批博物学家经过比较言语学与头骨丈量学，以为人类的来源应该是多元发生的。他们以为，《创世纪》中记载的人类来源故事，只叙述了高加索人的来源，并没有延及其他的人种，因而亚当和夏娃也仅仅高加索人的先人，诺亚的故事也仅仅一度近乎灭绝后来又从头繁殖起来的高加索人种的故事。故而“含的子孙”也是高加索人而并非黑人。与《创世纪》中记载的高加索人的发生一起，其他大陆上也发生了相应的人种，非洲天然也不破例。在前史的不断开展中，“含的子孙”的一支侵略非洲并树立控制，又与当地的土著通婚，因而构成了现在的非洲种族。又由于“含的子孙”被咒骂，所以非洲是注定落后于欧洲的。因而在非洲的看似“先进”的发现，如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必定不是非洲人所发明的，其发明者一定是此前到来的白人。

当来自欧洲的布道士将“含族假说”传入非洲之后，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斯坦利找到利文斯通后，便进入了维多利亚湖畔布干达王国的领地。当斯坦利与布干达的穆特萨国王（Muteesa I Mukaabya Walugembe Kayiira）谈起《创世纪》时，斯坦利发现身居非洲内陆的穆特萨国王对《创世纪》，尤其是“含的子孙”进入非洲的说法一目了然。由于在非洲内陆的许多部落，尤其是有关布干达王室来源的传说中，经常会说到来自北方的奥秘白人。这些奥秘白人经过种种检测打败了本地的土著，终究成为了本地的王的先人。穆特萨国王运用“含族假说”树立了与欧洲布道士实力的联络，也以此强化了自身控制的合法性。也由于如此，使得以斯坦利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们，愈加信任在非洲内陆，并不仅仅是存在零散的白皮肤非洲人，更或许存在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白人群落。

斯坦利遇到利文斯通

到了维多利亚年代后期，非洲内陆存在不知道白人群落的传说，开端走出探险家们的国际，进入了通俗文学范畴。以亨利·哈葛德（Henry Haggard）的探险小说《所罗门王的瑰宝》（）为代表，展示了欧洲的探险家们十分偶尔的在非洲内陆深处发现了隐居已久的白人群落的故事。在一系列的故事中，白人群落并不一定是含的子孙，也有或许是例如前期的腓尼基探险家、迷失的十字军，甚至前期抵达非洲但与欧洲本乡失掉联络的布道士的后嗣。这些白人群落与世隔绝，因而仍旧保留了许多在工业化年代现已消失不见的陈旧美德。小说的主人公们也因发现了这些陈旧美德使自己的心里达到了救赎。而这种对“陈旧美德”的寻找，也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

King Solomon's Mines

非洲之外：迷失的“雅利安人”

“含族假说”在非洲之外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1780年代，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对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凯尔特语进行比较研讨后以为，这几种看似不太相关的言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言语上的相似性，经过与《创世纪》中的记载，以及印度同埃及、波斯等地修建风格与神话等的相似性结合，威廉·琼斯以为含的子孙一开端定居在波斯，但后来有一支向东迁徙进入了印度，而另一支则向西迁徙进入了东地中海和埃及。向西迁徙的一支则在航海技术改善后，开端向北进入欧洲，或是向南进入了非洲内陆。

与此一起，约翰·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则以为人类来源于高加索山，由于高加索山间隔《创世纪》中记载的，大洪水后诺亚方舟逗留的亚拉腊山十分近，而高加索人则是“最美丽的人种”。布卢门巴赫则经过许多的头骨丈量和身体比较，证明高加索人开端向外搬迁，一支向东经过波斯搬迁到中亚和印度，一支向西搬迁到欧洲，而别的一支则进入非洲。跟着时刻与地舆环境的改变，搬迁到不同区域的高加索人的表面也发生了改变，因而发生了不同的人种。因而，布卢门巴赫的理论与威廉·琼斯经过比较言语学得出的定论简直共同。换言之，布卢门巴赫理论中的“高加索人”，就是威廉·琼斯所言的“含的子孙”。

到了19世纪中叶，马科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经过对古代印度，尤其是《梨俱吠陀》的研讨，发现古代印度或许存在着一支白皮肤人种侵略降服印度本地深色皮肤土著的前史。在《梨俱吠陀》中，这支白皮肤人种自称为“雅里亚（Ayra）”，意思是“尊贵的”、“值得尊敬的”，所以缪勒将其称作“雅利安人（Aryan）”。更进一步，缪勒以为他从《梨俱吠陀》中看到了印度最尊贵的种姓——婆罗门的来源：他们有着雅利安人的血缘。由此，缪勒以为，浅肤色的人种与深肤色的人种相遇时，后者必将会被前者降服。在缪勒的理论中，他以为“雅利安人”是雅弗的子孙。到此，“含族假说”又发生了改变，即开端脱离了《创世纪》的论说，将诺亚的三个孩子合一，又交融了威廉·琼斯创始的比较言语学途径，以及布卢门巴赫的“高加索人迁徙学说”，改变成了“雅利安人侵略理论”。而“雅利安人侵略理论”也开端跳脱了欧、亚、非三大洲的地舆约束，掩盖到了全球的规模。

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在国际各地找到反常白人群落的发现不断涌出。例如欧洲布道士在北海道发现了浅肤色、高颧骨、毛发稠密的阿依努人；探险家在北极发现有金色头发，运用铜器的爱斯基摩人；在巴拿马热带丛林里发现白皮肤的印第安人，等等。

但是，跟着考古学和遗传生物学的开展，许多此前被以为是“迷失白人”的文明存在被证明是当地文明的前端之作。例如格特鲁德·汤普森（Gertrude Caton Thompson）在对“大津巴布韦”的考古开掘后，以为“大津巴布韦”的修建方式与中部非洲的波马（Boma）以及南部非洲的牛栏村庄（Kraal）千篇一律。因而这并非是“含的子孙”所修建的，而仅仅南部非洲的班图先民们的发明。而所谓的白色族群，只不过是一些患有白化病的本地人罢了。以此为代表，不论是“含族假说”，仍是“雅利安人侵略理论”均开端失掉了解说效能。尽管如此，其影响力仍未彻底衰退，纳粹对西藏的探险调查是这一理论在战前最终一次大规模的实践。

大津巴布韦

二战完毕后，“含族假说”被进一步证明破产，逐步消失在了人们的论说中。但是，“含族假说”的暗影并未彻底衰退。在殖民年代，殖民者们充分运用了这一假说，将肤色较浅的部族扶为高位，而肤色较深的部族则位置较低。待殖民地去殖民化后，浅肤色部族仍旧具有激烈的优越感，而深肤色部族则对此充溢仇恨。由此，许多种族抵触与清洗也由此发生。其间，最为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亚的内战，以及卢旺达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不仅在非洲，“含族假说”的影响在美国对哥伦布年代之前的前史论说中也存在着影响，如1996年开端对肯纳维克人（Kennewick Man）的抢夺。换言之，“含族假说”至今，仍旧“阴魂不散”。

探寻白色群落，实则人道使然

在人们开端根究自己不知道的业务时，一般会去运用自己了解的常识去解说。与其说受制于经典的记载，不如说这是人道的使然。当欧洲人发现存在非洲存在着反常的白人群落时，天然会去考虑其与自己有何相似之处。而就欧洲人而言，长期以来最了解的常识莫过于《圣经》。因而，“含族假说”在有关人类来源解说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这一席之地，却又给被解说的族群，带来了无尽的磨难。与此一起，“含族假说”的盛行，以及现在的“阴魂不散”，也正是西方国际自工业化年代以来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的表现。以上，就是罗宾森在本书中所出现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中，罗宾森深化发掘了一段早已为人忘却，却对人影响至今的前史。一起，罗宾森引经据典，运用轻捷而不失紧密的笔法，将欧洲人自上古年代开端对非洲内陆，甚至国际其他区域的白人族群的探究描绘得酣畅淋漓。但是，本书的写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论及“含族假说”的改变进程时，罗宾森并未提及1798年拿破仑侵略埃及的影响。伊迪丝·桑德斯以为，随拿破仑远征进入埃及的学者们在对古代埃及进行研讨后以为，古代埃及有着巨大的文明，而发明这种文明的先民们并不像被咒骂的。由此再结合《创世纪》的记载，他们以为古埃及人应该是含没有被咒骂的孩子的子孙，而含被咒骂的孩子只要迦南。因而，欧洲人与非洲人的联系，不应是役使与被役使的联系，而是兄弟。而这种认知的改变，为后来的“含族假说”的批改起了催化剂效果（详见Sanders, Edith. 1969. “The Hama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in Tim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0, no. 4: 521–32.）。

就“含族假说”自身而言，其效果也并非彻底作为将殖民控制合理化的理论基础。在对非洲内陆的探险中，“含族假说”的效果是两层的。一方面，“含族假说”将碧眼儿对深肤色人的控制合理化；另一方面，“含族假说”也与非洲内陆区域的部落传说相结合，成为了非洲内陆部落王国与西方布道实力联合的枢纽。在这种基础上，非洲内陆部落王国与滨海的西方实力构成了某种合作联系，即西方实力运用工业品向内陆的部落王国交换奴隶和其他特产。也正由于如此，在非洲内陆殖民化的进程中，以布干达为代表的许多内陆王国仍旧保有适当权利。而这些权利的损失，反而是在去殖民化的进程中。

就去殖民化的进程而言，肤色较浅的部族仍旧掌握权利，而肤色较深的部族则仍旧位置低下，由此便酿成了去殖民化后的国家内部，殖民年代的政治结构仍然存在。但是，阅历了去殖民化的进程后，前殖民国家却阅历了政治结构倒置的进程，即较深肤色的部族掌握权利，而较浅肤色的部族位置下降。由此便酿成了新的对立。而这种对立的发生，毋宁说是“含族假说”的别的一种表现。就这一点而言，罗宾森在书中尽管说到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也是出于“含族假说”，但就这种去殖民化后政治结构倒置与“含族假说”的相关，并没有太多描绘。此外，书中亦没有说到种族相等理论对“含族假说”逐步消逝的影响。

在斯坦利与甘巴拉嘎拉山相遇的一百多年后，罗宾森也困难行进到了甘巴拉嘎拉山下。这座热带雪峰在阳光的照射下仍旧像百年前相同耀眼（Gambaragara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阳光耀眼”）。而斯坦利却从来没有降服过这座以他的姓名命名的山峰（直到1906年，意大利的阿布鲁奇公爵才成功登顶，并将其命名为“斯坦利山（Mount Stanley）”）。就如同他一向心心念念的白色部落，闪耀着光晕，好像就在那儿，却从未抵达。

现在的甘巴拉嘎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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